弥勒•葛永才

 

佛教何时传入云南，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近些年来，见诸报刊和论著的，有东汉说、唐初说、中唐说，甚而元代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人多年从事文物工作，接触各地佛寺佛院，对佛教文化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和把握，因此支持佛教文化中唐传入的观点。南诏兴起于公元8世纪中叶，这时周围的唐、吐蕃和骠国都正处于佛教的极盛时期。南诏夹在这些佛教盛地之中，迟早都会受到佛教的影响。《新唐书•南诏传》记载：“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南诏王）酋龙不肯拜，使者遂绝。（高）骈以其谷尚浮屠，故遣浮屠景仙摄使往，酋龙与其下迎谒请拜，乃定盟而还。”这是唐僖宗乾符三年（876）的事，时四川节度使高骈遣蜀僧景仙与唐使入南诏，由南诏王酋龙对唐使和僧人的不同态度可以知道，这时南诏佛化已经很深，说明佛教传入南诏已经有些时日了。

关于佛教传入南诏的时间，被云南地方志弄得很混乱。记载南诏大理国的诸多史书常常是史料与传说相混，确信度很成问题，而野史更是不足为据。例如说云南之有佛教，乃是始于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传衣入定”，入定的地点就在大理鸡足山。①这种说法本是唐宋以来南诏佛教僧人所编造的，然而由于在民间广泛流传，所以影响很大。实际上，迦叶入定的鸡足山是在印度北部的摩迦陀国（今尼泊尔境内）这在法显、玄奘等人的书中说得很明白了。②或许，大理鸡足山之得名，南诏人正是“将印度地名移置于其国内，有时将本地之名梵化，有时竟以印度之名名之”。③除了上述这类臆说外，更多的地方志书以及明代时的若干密宗阿吒力僧的墓碑上，都把佛教传入的时间说在唐初。④甚至确切地说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这一说法也是很成问题的，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唐初在云南的一些大事件吧，647年唐将梁建方曾领兵深入洱海；651年赵孝祖又率兵抵洱海东岸。之后唐中宗、睿宗时又有唐九征、李知古等进入洱海，在他们所留下的十分祥细的记载中，根本就看不出有佛教的痕迹，就连立于766年的《南诏德化碑》，也没有佛教的迹象。所以，唐初佛教传入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它没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说明。

既然没有根据，那为什么一些地方文献中又凿凿有据地说佛教传入在唐初呢？这其中却有着一段政治原因。南诏王室本是“乌蛮”部落，属彝族政权，唐末被南诏清平官郑买嗣推翻，经过35年的混乱局面，政权落到大理国主段思平手中。段思平系出“白蛮”（即今白族），得国之后，也遇到了与周武王灭殷商后如何处置殷商遗民的问题，即如何对待“乌蛮”的不满而想恢复故国的问题。面对南诏享祚270余年，阁罗凤的声威震荡于西南各族部落之间，而段思平的祖先段忠国，却只是阁罗凤的清平官的历史事实。于是，为了解决段氏得国的合理性问题，大理政权便编造出一个蒙、段互相禅让的故事。⑤这个故事的大意是：“白蛮”远祖蒙苴颂为天竺阿育王第八子，被封于苍山洱海之间，称为白饭王。汉武帝时，白王张仁果被封为滇王。蜀汉时诸葛亮南征，封仁果十七孙龙祜那为酋长，赐姓张。龙祜那十六世孙张乐进求受唐封为云南王，贞观二十三年（649）禅位给南诏蒙氏细奴罗，南诏蒙氏遂代白子国张氏而兴。⑥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天下原是“白蛮”的，后来遵照天命让给了“乌蛮”，现在“白蛮”段氏又遵照天命收回天下，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为了给这个传说中的白子国增加些神秘感，又编造了观音大士贞观三 年（629）来大理传教的说法。因为张乐进求禅让是在贞观二十三年，所以贞观三年观音大士在大理传教自然是传给张乐进求，这无非是说明白子国也是受到神灵眷顾的，这就进一步把段氏之得国神圣化了。

《唐会要》卷33载，802年骠国遣使随南诏入朝献其乐曲，“凡有十二曲，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多演释氏之词。”骠国是古代缅甸骠人在卑谬所建古国，很早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樊绰《蛮书》就说骠国“重佛法”。南诏王阁罗凤“西开寻传”就与骠国有了往来。所以这次骠国献释氏乐曲就是通过南诏而来的。那么南诏是否就因此而受到佛教的濡染了泥？《唐会要》在记述了上述文字后，接着说：“敕使袁滋、郗士美至南诏，并皆见此乐”。袁滋到云南是在贞元十年（794）。也就是说，还在骠国献乐之前，南诏便已演奏这种释氏乐曲了。由此看来，佛教应当是在异牟寻时（779——783）就已经传入南诏了。不过，即便如此，当时佛教在南诏社会生活中也还没有什么影响，这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到证实。一是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唐使崔佐时定盟，誓文中只上达天、地、水三官，并未求证佛陀；二是骠国的佛教属于小乘佛教，与后来南诏盛行的密宗分属不同的派系。所以，如果说佛教传入南诏是在异牟寻时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兴于劝丰祜时（823——839）而盛于世隆时（860——873）。

劝丰祜继其兄嗣立，在位时间长达36年，有足够的时间大兴佛教。《面诏野史》中记载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南诏帝王，一是细奴罗，二是劝丰祜。关于细奴罗与佛教的关系，就是所谓的观音大士十八化，将王位授予细奴罗的故事，这是南诏末年为了神异其祖先而编造出来的神话。关于劝丰祜与佛教的关系，不仅资料最为丰富，而且都是有关造寺、铸佛、建塔的具体活动。⑦比较切实可信。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异牟寻与唐结盟以后，南诏彻底摆脱了吐蕃的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劝丰祜时，南诏军队四面出击，北扰成都，东陷安南，西入骠国，国力强盛，为劝丰祜大兴佛教提供了条件。到了劝丰祜的儿子世隆继位时，佛教在南诏就已经很盛行了。所以，把佛教传入南诏的时间定为8世纪末，兴盛于9世纪中后期的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南诏兴起时，其周围的唐、吐蕃和骠国都已是佛教极盛之地，由于南诏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它们的关系，因而从上述三处都传入了佛教。

如前所述，794年唐使袁滋等人到南诏，就已见到南诏演奏从骠国传入的释氏乐曲了，由此看来，传入南诏的佛教要以从骠国传入的为最早。据《丰祜传》载，劝丰祜时，狮子国（今锡兰）入侵骠国，骠国求救于南诏。祜遣段宗徬救之。后世隆继位借段宗徬救缅败狮子国，“缅酬金佛，当得敬迎”杀了权势极重，身居显位达半个世纪的王嵯巅。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佛教之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诏佛教与骠国的关系。不过，骠国佛教属于小乘佛教，与南诏盛行的密宗不同，因而，骠国的佛教虽然传入了南诏，但却没有多大影响。

南诏佛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传入佛教的传说，在云南地方志中记载最多，流行最广的是南诏人张建成入唐求佛法和唐遣工匠建崇圣寺塔之事。张道宗《记古滇说》载：“王（盛罗皮）遣张建成朝唐。建成乃喜州人也。入觐过成都，大慈寺初铸神钟以成，寺僧戒曰：击钟一声施金一两。时建成连扣八十声。僧惊问曰：汝何人，连扣如此？曰：吾南使张建成也。僧乃易其名曰化成。成曰：佛法南矣。遂学佛书，归授滇人。成至京朝唐，时玄宗在位，厚礼待之，赐以浮屠像而归。王崇事佛教自兹而启。”又说：“唐遣大匠

恭韬，徽义至蒙国，于开元元年癸丑岁，造三塔寺于点苍山下，建崇圣寺于塔之上。”这类记载在云南地方志书中屡见不鲜，虽在建寺建塔的时间上不准确，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确实崇圣寺塔的建筑风格是与唐代中叶佛塔的样式有相同之处，唐和南诏的佛教是有联系的。

对南诏佛教影响最大的是来自吐蕃的密宗。《蛮书》卷10载，咸通四年（863），南诏军队攻唐安南，在南诏军中“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杖，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蛮扶舁归营幕。城内将士，无不鼓噪。”这个在阵前设法的胡僧显然就是阿吒力僧人。因为在佛教各宗派中，只有阿吒力派僧人才施行法术。云南地方志书中所记元代以前的云南僧人，大都具有神异之术，或呼风唤雨，移山缩地；或降龙制水，驱役鬼神。凡此种种都属于阿吒力派僧人的行止。⑧翻阅《滇释记》及其他云南地方史，这类阿吒力僧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些阿吒力僧的法术比起土里土气的本地巫师来，显然要高明得多。据《白国因由》、《南诏野史》等书记载，梵僧到达洱海之初，还干了一番降伏罗刹（恶鬼），镇慑山神的事业。另外，九隆传说⑨本来是滇西南哀牢山人的感生神话，传播甚广，影响颇大，到了南诏这里却编造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低牟苴，并且低牟苴又有一个名字叫蒙迦独。按《旧唐书·南诏传》的说法，“国初有蒙舍龙，生迦独庞，迦独生细奴罗。”这样一来，南诏王室便与阿育王直接搭上了线，堂而皇之地成了阿育王的后裔了。关于南诏王室与阿育王这种亲缘关系的记载，在云南的地方史志中也是比比皆是的。由此可见，密宗在南诏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密宗之所以能在南诏很快地兴盛发展起来，其一是有着极为适宜的文化土壤；其二是南诏王室的大力提倡。

佛教自8世纪末传入云南，经过南诏大理，到元代初年，已经在云南兴盛了4个多世纪，元代初年，郭松年来到大理，见到的情形是：“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极多，不可殚记。”⑩另一位学者李京也说：“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读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辈。”⑾

从南诏后期开始，密宗在云南流传了400多年，然而，到了元代初年，禅宗却一下子取而代之，成了云南佛教的主流。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其中也有着深刻的地理原因、民族原因和文化原因。

首先说地理原因。云南处在一种边缘地带，它既与佛教文化发祥地印度是近邻，又与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紧密相连，还紧靠着西藏和内地。这种复杂的边缘环境以及边缘环境的佛教氛围自然对云南都有着极大的影响，使它容易接纳和吸收各宗各派的佛教文化。

其次说民族原因。云南佛教文化的多元化特征透露出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外来佛教的各宗各派传入云南后都相对各隅一方，互不妨碍。即便是曾经在云南以外的地域，派与派之间势不两立，但来到云南这块土地上也能和平共处。这种现象与云南境内众多的民族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于民族不能截然以地域来划分，云南境内的许多民族种类在其境内也照样有，因此，同一佛教文化容易在同一民族或相近民族中传播。比如藏族，作为同一民族，虽然散居各地，但却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等，藏传佛教也就容易在这些地区传播。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与泰国、缅甸、老挝等国的掸泰居民族源相同，因此，在东南亚盛行的上座部佛教也就很自然地传入这一地区。另一方面，也由于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其民族种类多达26种，居全国首位。各个民族散居在云南各地，他们因其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等各不相同而构成各自的生活范围，使得“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现象成为自然。这种状况也极大地限制了外来佛教文化的各宗各派向更广的范围渗透，而使其只得各隅一方。因此，云南就出现了这样的佛教文化景观：上座部佛教更多地被局限在西双版纳和德宏这两个地区，难以北上；藏传佛教也只能局限在丽江以北的滇西北地区，无法南下；从内地传来的密教和禅宗也很难渗入西双版纳、德宏以及丽江以北的滇西北地区，而只好相对集中在洱海、滇池这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区域。当然，云南密教的来源比较复杂，中原、四川、西藏、印度都曾对它有过影响，但其主要的直接的来源还是内地和西藏，因此，西藏经滇西北传入的密教，对滇西北地区还是有很深的影响。

再就是文化的原因。这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态度，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认同和适应，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歧视和否定。这是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关键。外来佛教文化的各宗各派能在云南立足和发展，一个关键的文化因素就是对云南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对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了认同和适应的态度，也就是走了一条与云南本地宗教相结合的道路。它们在这种认同、适应与结合中立了足，扎了根，打下了发展的基础。反之，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便容易产生冲突和排斥。上座部佛教传入滇南、滇西南地区的初期，就曾与傣族传统文化发生过短时期的冲突，傣族文化以其传统势力排斥外来的上座部佛教而使其无法渗入。后来，上座部佛教在傣族的宗教信仰上找到了突破口，改变了自己原来不信鬼神巫术的教旨，以迎合和适应本地原始宗教的态度让神祗神龛进入寺院，与原始宗教和平共处，这样一来，上座部佛教就赢得了全民的支持和崇拜，不仅立了足扎了根，而且当地民族还将管理鬼神的大任交给了佛寺，佛寺里的佛爷、和尚除传播佛教外，还肩负起了为民众送魂驱鬼的责任。今天我们在傣族地区寺院中看到的一些土地神龛、水神塑像，就是这两种文化结合的结果。密教能在云南扎根，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与云南盛行的原始宗教文化——巫术文化进行了结合。密教的仪式极其繁缛，哲理却比显教通俗得多，它尤其注重巫术和祭祀，用有形的祭祀仪礼代替抽象的禅空思维，而且具有泛神崇拜的色彩，这些都与云南所盛行的原始宗教有诸多共同之处。因此，密教在云南的原始宗教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就很快安营扎寨，蓬勃发展起来。

总之，佛教文化传入云南以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就在不断地与云南文化相融互渗，使得彼此之间都烙上各自的痕迹，都映着彼此的影子，流淌着彼此的血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们认为：地理原因、民族原因和文化原因构成的多元化特征，这不仅是云南佛教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云南民族文化的突出特征。而相融互渗则是佛教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关系的又一突出特征。

谬误之处，敬请指教。

注释

①见正德《云南通志》卷29；康熙《鸡足山志·叙录》等。

②见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卷9《摩迦陀国》。

③见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

④见颜思久《云南宗教概况》“勐海大佛寺的大殿柱上有该寺的建造年代。此佛寺祖腊历13年（公元651年）开始动工，33年落成”。

⑤参见向达：《南诏史略论》，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⑥参见《棘古通纪》、《白国因由》等。

⑦王崧本《南诏野史》；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考说》。

⑧见万历《云南通志》卷12卷载：“元言和尚……尝持一铁钵入定，咒诵欲晴，则钵内火光烛天；欲雨，则钵内白气上升。蒙氏封为灌顶国师。”“杨法律……诵咒能起死回生，移山缩地。”“杨法律……五人，并能役使鬼神、召致风雨，降龙制水，救灾禳病。”

⑨见万历《云南通志》卷17；《华阳国志·南中志》；《棘白通记·云南国纪》。

⑩见郭松年《大理行记》。

⑾见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