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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甲全滇的名商王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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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甲全滇的名商王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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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近现代史上,弥勒曾涌现过一批可以称之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卷起过许多令人难忘的历史风烟。如创立熊氏无穷级的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威震疆场的彝家将张冲,还有早些时候,那个富甲全滇,三次被清廷诰封三代一品的爱国惠乡、敢为人先的名商王炽,都是从这块红土地上走出去的弥勒人。对于跨入新世纪的弥勒人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有助于让我们了解过去,也能通过它更好地看到未来。
王炽,字昌国、号兴斋,排行第四,人称王四。清道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1836年5月25日)生于弥勒县十八寨(今虹溪)东门街。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1903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故,归葬弥勒五山。
据《虹溪王氏族谱》记载:王氏先祖为明初随沐入滇兵员,云南平定后留屯安家在陆凉(今陆良县)。始高祖王再一随陆凉卫伍军到十八寨平叛,从军有功,为世镇十八指挥之一。到了王炽支父时,已传一十二代,家道早已衰落。王炽年少时,三兄早夭,父亲勋业亦撒手人寰,家计更窘。王炽“幼而颖异”,不得不弃儒习商,跟着大人学做小本生意。为了生存,母亲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首饰和衣物,勉强凑得银子二十两。王炽他家乡购土布挑到竹园、盘溪贩卖,又把那里的红糖、盐巴购回销售。这时的虹溪、竹园、盘溪早已是“行商纷纷,坐贾累累”的商品集散地。王炽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机敏,凭着一根扁担、两副箩筐,手头还是积攒得纹银百多两。在人挑马驮、岖崎坎坷的贩运路上,走出了他坚实的第一步。
王炽的生意有了长进,生意也越做越大了。于是,他扩大了经营范围,组织马帮,往返贩运土杂百货于临安(今建水)府属各县和泸西、师宗、邱北之间。及至王炽20岁时,他家已成小康之家,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然而,这时的大清帝国,早已是一个没落的封建王朝。英帝主义却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使中国政治、经济更快地向下坡滑去。
清咸丰六年(1856)云南回族人民大起义。初时各地震动,十八寨为谋自卫,乡绅连辅廷倡办团练以保境安民,赏识王炽机敏过人,特委为东门街练目。王炽即贸易所得之资招集乡勇。是时,盘溪、竹园回民聚众欲攻打十八寨。王即率乡勇先破盘溪一股,再退竹园一支。不久,回民又联络临安等地众多友军齐攻十八寨,王自知势力单薄,难于抵挡,便学弦高假命犒师之举,牵牛担酒赴建水马如龙处为其母祝寿。席间,王相机说明,此次祝寿意在弭兵,要求不要出兵,以免生灵涂炭。马见王如此英雄仗义,便慨然应允不参与围攻十八寨。其他回民见建水回民不来,也各自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变故。一场战祸,就这样被王炽平息了。
不久,广西州(今泸西)城又传告急文书,刺史密召王炽紧急救援。王即带乡勇三四十人赶到,州城已被义军攻破。王入城中,即向义军头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求互不相犯,撤离州城,否则,便组织动员全州乡勇与义军决一死战。义军头目素闻王炽大名,遂率义军撤离,州城危而复安。后又解弥勒、朋普等地之围。王炽把全部贸易所获之资用于桑梓,筹备粮饷,组织乡勇,保境安民,其爱国爱乡情怀,也非一般商人可比。清廷以王炽历年功勋卓著,奉保武职,委办广西州四属安抚事,王辞而不受。王炽在和同庆丰总管于怀清谈及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是时,汉回互斗,田园半芜,而广西州属各地,有积货如山而价极贱者,有物价暴涨日数变者,予操之以敏捷,对其有无,朝发夕至,如米盐粮糖茶百货之属,皆利市十倍,而居人拜嘉谓救死扶伤,惟予是赖。于是获信誉,终年遂拥巨资。”乱中取胜、乱中获利,正是王炽高于其他商贾之处。



清同治元年(1862)年秋,王炽因与表兄姜庚争取猪肝宴客而杀死姜庚,避祸外逃跑。次年,与昆明李氏喜结伉俪。同年五月,太平军入川, 清廷征调酝酿兵员补充,王炽与随从即赴川投效。当抵达叙府时,川乱已平,兵员大多返滇,而王炽一行却向重庆进发。王炽到了重庆,见此地商业繁盛,又居水陆交通要冲,适宜设庄贸易。又因初到重庆时,见一尾大鱼摆于案上,暗自心喜,此乃吉庆有余之兆,或发祥即在此也,遂取号曰“天顺祥”。开始了重庆的贸易。这时的王炽有银资不过四五百两。做小买卖似觉没多少找头,做大买卖又感资金不足。于是他视其川西川南交通梗塞,滇货短缺等情况,便与重庆有实力的老板合伙,由老板出资,王炽首先组织马帮,就地购买川烟川盐和土杂贩滇,又将云南皮毛土杂购运重庆。这支三四十匹骡马组成的马帮,沿途打着“滇南王四”的旗号,亦购亦销,边走边卖,获利都很丰厚。
一天,王炽马帮满载川货从昭通南行不到了二十里,只听一声响,山上窜出喽罗百余人。赶马人见来了拦路土匪,丢下马驮,惊慌地四散逃亡。只有王炽,镇定自若地向一个腰挎战刀,骑在马上的头目迎去。原来,在出发前,王也对沿途情况了如执掌,更知拦路劫财的禄林好汉会时常出没。狭路相逢勇者上。不慌不忙的告诉头目:“滇南王四”久闻这一带“曾么把”大名,此次来幸遇“曾么把”弟兄,那就相烦带路,王某要去会“曾么把”。结果,王炽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但保住了自家的性命,而且还保住了一半的川货和全部马帮.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惊险,王炽深得“曾么把”赏识,传令各山寨喽罗,今后凡见”滇南王四”马帮,皆 不许侵扰.此事在重庆传开后,王炽名声大振,生意更加兴盛了。王炽有了资本,即在重庆购置临街房屋,正式挂出”
天顺祥”牌子.由于王炽经验得法而获资甚巨。王炽抓住机遇,分别在叙府、昆明等地增设“天顺祥”分号。王富而不惰,亲自敢马运货到滇,再由滇办货运川。之后,天顺祥以开展银两及资金转运承兑业务因信用大著而被官府委托承办汇兑商号。王不失时机地把汇兑业务转向国内各大城市。首先在长江沿岸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发展设号,继而又在贵阳、广州、常德、北京等城增设分号,还在云南省内州县较大的商品集散地设号,鼎盛时香港和越南海防亦设办事机构。
搏击商海,充满艰险。同治中年,滇省战乱尤甚。当时,“天顺祥”羽毛未丰,王虽在省府设号,但颇受西帮在滇各庄打击排挤而不得不收庄赴渝,货物多运叙府昭通等地推销。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一次性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属向川帮商界洽借又无人应者。官员们情急之下找了“天顺祥”,想不到王炽慨然应承,还说利息可以不要。光褚初年,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库无银可拨,唐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一般商贾都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川盐可作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见成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实属遥遥无期之事。”因此,都不愿担此风险贸然借此巨款。道员张海槎面见王炽,请王借出此款,以全大事。王权衡利弊,又与亲信商量,表示在七八天内,即可凑足十万巨款,交付盐茶道使用。唐闻之惊喜不已,赞道:“各大商号都不敢承担,王不过一生意人,曷敢认之,可见此人非一般商人可比。”即把王请到府上,以礼相待。从此,两人相知相识。不出十日,王凑足银两,约定晚八时把银两送交。为送银款,王炽事前作了准备,先做好纸灯笼一百照,每照皆书“天顺祥”字样;选挑夫一百名,每挑装银一千两,并挂灯笼一照。送银队伍在忽高忽低的山城街上一走,所过之处,观望者接踵挤肩,熙熙攘攘,途为之塞。这次借款如一次具有轰动效应的广告,全城轰动,人人称奇,王炽身价百倍,名声大增,生意场上得心应手,一帆风顺。唐炯盛赞其 “急公好义”,王以支持四川食盐生产,满足人民需求的营销思想,获得了官府的赏识,把一般生意人抛到了后面。


清同治十一二年,王先在云南昆明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乃亲赴重庆仿照山西帮规,改组“天顺祥”,经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省内曾与滇西大理、保山、滇南思茅、蒙自、个旧、滇东东川、昭通、曲靖先后设分庄或办事处:省外则京号在北京、申号在上海、江号在南京、常号在常州、汉号在汉口、粤号在广州、渝号在重庆、叙号在叙府、蓉号在成都、黔号在贵阳以及国外香港、海防亦设办事机构。凡外地皆曰天顺祥,云南曰同庆丰,总号在昆明,总机关在重庆。总号设总理一人,总理全号事务,由王炽担任。渝号设正办一人,由李耀担任,协理全号事务。
营业项目,首为汇兑,以各省调剂云南协饷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为大宗,年在数百万两之巨。至于各商行或私人往来汇兑,托本号汇寄及公车应试赴京公务者,沿途可凭汇条取款,至感便利。次者经验存、放款,上自督抚司道及藩库盐粮,各署机关善唐、书院,下至省内商行铺店,私人流动存取,出入息差均在五厘以上。其余各省除汇兑外,经营项目则因地制宜:渝号以盐业为大宗,申、江、汉、粤各有不同。
除此之外,同庆丰还在云南置不动产。光绪二十年以前,在省会仅百余份,迄清末未即达五百余份之多。如两院街,二纛街等处,几乎全街皆为同庆丰所有;王炽父子又在家乡置田产,则绵亘阡陌,甲于全邑。存货则金银条、药材和各种金玉饰品、古洋玩货品种极多。也存运烟土、设专人管理。在四牌坊所开顺庆当铺,执省城当行牛耳。有人曾给同庆丰算过一笔帐,说自清光褚十三年(1887)至宣统三年(1911)共25年间,全号鸿利银达389万余两。而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损折。可见“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之说实非虚言,因而云南学者陈荣昌在其墓志铭中赞到:王炽“十年而富,二十年而大富,富埒王候。”
同庆丰的发展靠的是善经营和管理。王炽字主持滇号期间,集自己多年经商之道,参照西帮帮规,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规定凡外埠之管事、司事均由滇总号派任,其饬令先送到重庆李耀廷得知后再指定分号任事,外埠司事遇有任期已满而滇号一时无人派任即可由渝号临时派往接事;滇号与外埠汇兑,无论收支均须报渝号过帐。
在经验管理上规定:一、号中伙友无论新老视其任事之大小,学识之深浅和表现情况,酌上人力红利股;二、伙友已上人力红利股即无薪工酬劳,按以三年以上之股分红利,加之一厘红利股每月支30两,无利余则照加;三、司事进号,根据任事之繁简、学识之深浅和表现情况酌给薪工,出外者则优给之、;四、伙友息银存款以六厘加息,亏损以八厘加息,司事存款亏盈皆以八厘加息;五、各埠帐务每年截止于冬月底,祥册寄渝查阅后在寄回,始于腊月初一,年帐不得逾期即要报到滇号;六、三年算一次大帐,各埠须将年长红利拨归渝号统一支用,滇出外司事支用银款,则由渝号拨滇号过帐,其各埠三年所长红利经渝号汇齐后,一概拨滇过帐、并将帐册寄滇;七、外埠司事之勤惰优劣,则由渝号管事密开一单,预拟酬劳银款并加考勤评语,办事人见此单才好加减酬劳,有功嘉勉,有国则罚,批予摺尾,以示奖惩;八、初设股时为公股,后改为“护本”,护本三年算一次帐,除提分伙友红利之外,下余之数均拨为护本,有此护本,日积月累,散存各埠,则同庆丰根基更加稳固。
广揽人才,也是同庆丰大获成功的关键所在。王炽自设号以后,先后延聘滇、广、川间各类人员达数百人之多,其中最得力的如李耀廷、孔效钢、席茂之、俞献廷、陈爱堂等。真可谓高手如云,正如王炽自己总结的,他能关心伙友,与他们同甘共苦;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爱惜人才,用人不疑是分不开的。
如李耀廷先在叙府荣任之处做事,深得王的器重,光绪六年荣收庄时李已欠下一屁股两筋巴的债,共计7500余两。这是一笔不小的欠帐。王却要人心切,替李暂还欠款,约李进号,委以重任。李感动万分,对孔孝钢说:“我与兴翁,不过一面之交,兴翁对我如此厚爱,我将何以图报知遇于万一。”
王炽待人忠厚诚实,关心伙友,对号内福利面面顾及,无微不至,而且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凡号内任职之人,都发给四季换洗衣物。每天三餐,王炽都与工友同在一起主餐,从不单独另吃隔席饭。凡有婚丧嫁娶事,馈赠也很优厚。如俞献廷病故,王亲自主持丧事,送酬劳金6000两,席茂之在汉口病故,派人扶柩回籍,葬于归化寺后。王炽虽富比王侯,但从不沾染一般商贾之恶习,不吹、不赌、不嫖,因而故人怀德,都能尽忠职守地为号上干事。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炽富而不吝,富而不忘国家。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侵略军由越南河内北进,企图占领越南全境和滇桂边地。云贵总督岑毓英奉命率兵援越到兴化。这时,桂军接战失利招致滇军后撤,清廷以岑未奉命即撤退受降级处分,且又缺乏军需粮饷。督师出关抗击。军情紧急,需饷甚巨,岑饬昆明各汇号借饷银6万两皆以为难而无人敢应者。就在这危难关头,王挺身而出,求见岑毓英和鲍超(清末湘军将领,字春霆,四川奉节人,1884年中法战争中调赴云南助战)二人,毅然应允垫付巨额军饷,岑半信半疑,要王祥谈筹款情况:“此系军机大事,万不能误,若有失误,定当军法从事”。王不慌不忙,从衣袋里取出制钱一枚,置之于案。岑见状大怒,以为王存心戏弄自己,命左右拿下,欲办王的罪,鲍超要想上前阻止,见王神态自若,也不动声色。只见王趋前一步说:“大人息怒,容我一言,再斩不迟”。王手指制钱对岑说“大人,你看钱上有什么字”,岑不解地说:“不过通宝二字罢了”,王提高音量,一字一板地说:“钱乃宝也,宝贵流通,方得接济,否则,便要失去通宝本意。这次垫付军饷,小人打算随军设办事处,由同庆丰本记印发银票,见票兑票,资金概由本号负责,请大人放心,绝无贻误之理,倘若有误,小人原受军法惩处。”一席话,把岑说得愁云顿开,转怒作喜,以礼相待。当时有与岑有隙欲坏其事者对王怵以厄辞,劝勿借款,但王早已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对来人说“倘若饷银不继,兵勇哗溃,大局将不可收拾,吾滇与邻越唇齿相依,越亡则滇不保也。区区私财尚何有耶?”说地来人羞愧而去。王炽义无返顾先后垫付饷银60余万两,岑班师回昆明握着王之手说:”无子力,吾事几不办。赐匾额:“急公好义”。
中法停战后,鲍亦奉命撤防至川而因饷银不继发生掠民事件,王闻讯后即带银两票到曲靖见鲍,说愿意借银助军以安军心避免发生变乱。鲍深为赞服,赐匾额:“义重指困”,将王比作三国时慷慨资助周瑜并为其排忧解难的鲁素。事后岑鲍二大员为王垫付军饷奏闻清廷,诰封王为“资政大夫”二品顶戴候选道员,王炽赫然成为清末云南的红顶商人。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美、法、德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中国发生“庚子之乱”,。那些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王公贵族们,出逃时却狼狈不堪,丑态百出,他们利用权势搜刮的民脂民膏拥有巨金和大量珠宝,京城失陷,逃离中要携带巨金宝物实感不便,又容易发生危险,想送各大商号存放而没有敢收者,这可急坏了这些京官儿们。 王炽得知此情后,即刻指令北京管事陈爱堂,把这些资金财宝全数代存,并把市民抛售货物以廉价大宗购进,指定专人看管,分存于京城四门各临时租用的房屋中。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王又令西安号管事只要清廷有求,对其资金就要源源接济。此时之清廷国库亏空,因而所用资金,多由天顺祥资助。因此,天顺祥深得清廷信任,王炽深得慈禧赏识,曾下旨召见,只因王因病未果。清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二品街道员三代一品封典,准建坊旌表。后来京城乱世稍平,天顺祥所存货物陆续售出,获利亦丰。王乱中取胜,动中获利,足见王对朱陶公“人弃我取,人需我与”早已能运用自如。王炽以一介商人能邀西太后之宠,这在当时全国商界也实不多见。

王炽学陶朱公,用财以义为准,不做掉进钱眼里的守财奴,他仗义疏财,乐善好施:见虹溪书院破损即捐资扩充修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仓社仓以备之;见街邻子弟失学就兴建义塾以教;见士子乡试无住宿便捐置试馆供用;见省城经正书院膏火不丰便开兴文当捐千五百金以成之;见三迤举贡北上艰难,捐万数千金送入卷金会;见盘江义渡淹没人马,捐巨金建造铁索桥;又开创昆明牛痘局,婴孩免受疾病之苦;晋陕旱灾捐资以赈;临安匪乱,捐金济民,购米散放。历多善举,更仆难数。可见王炽是一个生财有道而不唯利是图,善聚财物而又扶贫济困的名商。
1887年亲廷委前云南巡抚唐炯为矿务大臣,专理滇铜。唐委派同庆丰主人王炽为云南矿务公司总办,招商集股。王以发展地方工业为重,以开发地方资源为前提,不让云南资源落入外人之手。于是他毫不推委,任劳任怨,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业先后垫款数十万两,并亲赴四川、湖南、广东和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唐视王为左右手。之后,其子王鸿图秉承王炽遗志,创建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兴建石龙坝水电站,同庆丰先后捐付白银12万两,筹借银元40万。石龙坝水电站是我国修建最早的一座水力发电站,在波兰科教片上都有它的名字。又在虹溪王氏祠堂创办爱国织布厂,时有铁木织布机60余台,聘请上海技师来虹溪安装和培训并招收学工70余人,生产“爱国“牌花色绵织平布。虹溪和虹溪人的名字在英法国的教科书中出现,这还是第一次。
王炽贾而好儒,他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披仡仪鸱夷致富之书,读马迁货殖之传,莫不心领神会,理解情殆“。到了晚年,王炽行事用人,已得”古名臣为政之意“,他以为:”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在族约中明文规定“须教训子孙。夫逸居无教,教或不严,皆家长之过。有子孙者务令安分循理,奉公守法,以及慎选师友,禁绝匪人,使之迁善改过,虽不能希圣希贤,亦不失为谨愿之士而后可。”“凡我族人,不乏青年俊秀之子弟,没有教育则废弃可惜,自六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亟入宗祠入学塾肄业,因材而笃,俾造成有用之材,纵或资质鲁钝读书不成亦能识字习算,藉谋生活”。“凡我族人,或为工或为商贾,总期各职一业,庶衣食有赖而事蓄可资,切不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惰民自安。纵小本营生,挑葱卖菜亦是人干之事,只要认真勤苦,自不致有冻馁矣”。
王炽身教重于言教,他富比王侯,仗义疏财,但他的家庭生活仍和普通家庭差不多。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两素为主,非客到不多增一荤。穿着更为简朴,一件马褂一穿就是十几年。他一总理全国号务,事务繁杂,但他从不懈怠,主要公方都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他主张“用义取财”公平交易,获取信誉。他虽也混迹市井,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但从不用奸诈骗人钱财,恪守“惟以诚待人”。他常说,生财有道,以义为利,钱象泉水,狡诈生财,是自塞其源;吝惜钱财,滥用钱财,则是自竭其源也。对钱的认识,他常用唐人张说之言告诫家人:如积而不散,则有水之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在那个充满铜臭的世界里,王炽的这些见解,本身应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在王炽生活的那个时代,不仅仅是官员和企业主腐败,而且是整个社会在消费心理上都不正常。官儿款儿们花天酒地、纸醉心迷是司空见惯的,娼妓横行元忌;“野鸡”到处乱飞,到处都有毒品活动,走私遍及各地,黑社会无孔不入,犯罪几乎在光天化日之下……王炽能洁身自好乐善好施,这对今天的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那个浸透了金钱诱惑,金钱又决定着人的富贵与贫贱 的时代来说,王炽真可谓是:“君子之富,好行其德也”。
晚年的王炽,纵观古今,历史的教训多么深刻,凡达官贵人,大多好景不长,因其子孙逐渐骄奢淫逸,过不了两三代便门第没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王炽更知:“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创业难,守业更难。所以常告诫子孙,从古到今,官宦人家,大多只有一二代竭尽享乐便完蛋了的,这其中的原因大多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开始是骄横跋扈,接着是荒淫放荡,再下去就落得个抛尸荒野的下场。而商贾之家,如能保持清醒头脑,克勤克俭、可能传延三四代。
王炽经商之余,常手不释卷,“通鉴”是他随身携带之书,一卷相随,“以览古今不肖治乱兴亡之迹”他把创业与守的名句抄录于堂,常叫儿子背诵。



正如中国经济史学教授杨寿川所说:“云南弥勒人王炽创办的同庆丰(包括设在省外的天顺祥)以及玉溪人马心泉创办的兴顺和等票号,均属于南帮票号,是云南近代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同庆丰和天顺祥以其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信用大著而成为南帮票号中执牛耳之巨比臂“。王炽是清末云南金融业的创始人,他一手经营的同庆丰和天顺祥在融通省内外资金,促进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以推动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作家李乔也说:“一百年前,云南能产生一个了不起的王炽,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云南也一定会产生更多的经济人才”。在弥勒县发展个体经济座谈会上,我县县委书记、县长召号私营老板们要向清末巨商王炽学习,以敢为人先的冲劲和勇气,把弥勒的个体经济发展推向新的台阶。省委副书记王天玺也在弥勒调研之后,充分肯定了这位清末在经济上很有创造的大企业家王炽。
王炽诞辰迄今已163年,离世已96年,但王炽的名字和业绩还记载于各种文献典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云南的文化使者在法国的巴黎发现方苏雅1900年拍摄的“同庆丰——大银行家”王炽一家人的照片时,整个昆明一片轰动,《云南百年沧桑》成为近年来最有影响的展览,“王炽热”又在云南再次兴起。
虽然,王炽离开人世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他并没有死,他爱国爱乡,用钱以义为准,敢为人先,实行股份制,按劳计酬的经营思想和管理制度,仍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加快发展,振兴经济而努力奋斗。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王炽的人生轨迹中,人们仍然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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