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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悠久的历史

http://www.mile.ccoo.cn 信息来源：弥勒在线 2006-8-24

一、同并称雄
在中国的历史上，弥勒最早的行政地名称谓是“同并”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今弥勒北部至石林县南部一带设同并县（颜师古注•应劭曰：“故同并侯邑•并音伴。”读ban ）;在今华宁县东部至弥勒一带设毋单县（颜师古曰：“毋读与无wu同，单音丹dan ）,这两县均牂牁郡。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弥勒县南部一带设律高县，属益州郡。这是弥勒地区最早成为祖国大家庭成员的历史记载。
西汉时期，为了开发西南夷，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从元封到始元的三十多年中，政治招徕没有达到其目的，便以暴力来实现。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奇迹出现，就有用暴力进行反抗的行动。于是乎，政治的，军事的交相使用并逐步深入，而被压迫者以暴力反抗交错进行，不管其自願的程度有多大，从而与中原汉族的关系也日益加深，终于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在这演变过程中，西汉时期的弥勒先民，就在弥勒这块土地上，进行了持续五年之久的反抗、镇压；镇压、反抗的斗争而彪炳史册。据《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牂牁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汉，遣水蘅都蔚吕辟胡募吏及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大破之。”《汉书•西南夷传》也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二百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属郡犍为奔命万余否人击牂牁•大破之。此役似限于牂牁进行，反抗者虽说失败，但元气未遭大挫，只过了两三年，有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冬“遣大鸿胪广明、军正王平击益州，斩首捕虏三万余人，获畜产五万余头。”战争从始元四年延续到始元五年，也不是在两个地区同时进行，而是由田广明、王平入牂牁，结束谈指、同并地区的战争后，再与已入益州郡的吕辟胡军合力，把战争推进到廉头•姑缯地区。《汉书•西南夷传》说：后三岁（即始元四年），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土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明年（即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这次战争先后8年，以益州、牂牁两郡人民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之所以如此，除双方力量悬殊，反抗者组织松弛等原因外，汉王朝借用当地力量反对反抗者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曰：鉤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立其毋波为鉤町王。” 《汉书•西南夷传》也有相同内容记述。可见，牂牁、益州战争的结束，是利用了当地矛盾，实行“以夷攻夷”利用鉤町毋波的力量镇压了反抗者，并将获胜的这部分队伍很快转移到益州郡地区，合力镇压廉头•姑缯的反抗者。毋波击反有功，被统治者从侯位升为王位，参与这场战争的，由于“斩首捕虏有功”而一一被加官晋爵，如田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两千多年前同并人民的这场斗争，在《华阳国志》、《资治通鉴》、《滇云历年传》、《新纂云南通志》等重要历史文献上均有记载。汉时牂牁郡的谈指，即今贵州省贞丰布依族自治县；益州郡的廉头•姑缯，即在今云南省的洱海地区，而汉时的同并•律高•毋单，正处于益州、牂牁两郡的交界地带，往东是牂牁郡，往西是益州郡。当时两郡共有41个县（其中牂牁17县，益州郡24县），有24个县邑参与了这场反抗西汉王朝的斗争，其规模之、地区之广也是有史可查的。历史正是这样：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与人民的英勇反抗都是十分惨烈的。同并地区，作为这场战争的重要地区，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这块被战争蹂躏了的土地上发现许多那个时期的青铜器遗场。二十世纪70、80年代，农民们在新哨、东风、弥阳等地翻犁土地时，还会捡到一些青铜器，他们把这些锈损的破烂铜器交给供销社，回收废品的车就这样一车一车地把这些东西拉走了。现文物部门收藏的青铜器有钺.矛．斧．锛．犁．锄等。尤以１９９４年西二镇过洞村附近发掘的青铜器为典型，２０多件器物中，兵器１５件件，农具器８具件，专家考证：这些青铜器与坝区青铜器同属一个时代，兵器是那场持续３８年之久的战争遗物，农具器则是两汉王朝设置郡县后由中原地区逐渐付入的。
东汉时期，同并，律高沿习旧制。蜀汉时诸葛亮南征后，为了巩固统一，除了对孟获等大姓（他们实际上已是民族上层）进行团结利用外，更在两汉的基础上对郡县的设置进行了调整，该益州郡为建宁郡，在弥勒境内，把属牂牁郡的毋单、同并划归建宁郡；把原益州郡的的律高县改置修云县。这样，境内紧密相连的同并、毋单、修云三县便都同属建宁郡辖制。公元265年后，又置兴古郡，在今弥勒县西北至澄江东南一带复立律高县。东晋时期（317—420）全中国已陷入混乱的分裂割据状态，西南宁州的大爨氏实际上已成为地方支配者而称刺吏。至南朝后，爨氏成了真正的统治者，不再受其控制。修云被费，毋单、同并仍沿袭建宁郡，律高县仍属兴古郡。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统一了南北分裂的中国之后，便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一活动，时爨震为代表的各部落酋长都表示归附，至爨玩时击败隋朝军队而重新执掌统治权，各族首领据地自雄，各自组成地方小集体而称之为“部”或“甸”。
唐天宝年间（742—755），些么徒蛮之裔弥勒部进入弥勒境内，“得郭甸、巴甸、布笼而居之”，习沿相称850余年的同并、毋单、律高等行政地名相继消失，而以之相应的弥勒部、吉输部、裒恶部、布笼部、阿欲部等相继出现。
二、弥勒部浸盛
提起弥勒，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县城北10公里处锦屏山上之弥勒寺，由寺而想到弥勒佛，还以为弥勒是因佛而得名的呢。其实不然。弥勒是古代少数民族部落酋长的名字，弥勒是由人名演变而成为地方行政地名的。这在我国大量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如《元史•地理》弥勒州“在路南（指广西路，在今泸西），昔些么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布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大明一统志》说：“弥勒州…宋时为些莫徒蛮之裔据其地，号弥勒部。”《环宇通志》“昔些莫徒蛮据其地，号弥勒部。”《读史方舆考证》卷94记“些莫徒蛮弥勒居之，因名弥勒部。”清康熙年间，当地编修的《弥勒州志》也说“宋，弥勒部些莫徒蛮有名弥勒者，居郭甸、巴甸、布笼等处，故名其部曰弥勒。”乾隆年间编修的

《弥勒州志》则进一步考证为“唐昔些么徒蛮之裔居之，故名其部为弥勒部。”1987年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第一部《弥勒县志》在大事记中记到：“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境内南诏爨部地（见《南诏野史》）同期，弥勒部（些莫徒蛮之裔）进入境内，居住在葛甸、巴甸、布笼一带（见《五代会要》）。”
从上述大量文献史料的引述，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知道，弥勒是爨氏“些么徒蛮”的后代，有一个明叫“弥勒”的酋长（在弥勒彝族民间口传中，有称弥勒的，有称木勒的，也有称味热的，还有叫母勒的，只是在大量的史书文献中，记录历史的文人们，把它的音译写成“弥勒”）在唐天宝年间率领其部落进入郭甸、、巴甸、布笼等地居住，这弥勒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唐天宝七年到元至元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748年至1290年，弥勒部历经542年。在五百多年间，弥勒部在东方三十七部落中曾是一个使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者蒙段“莫能制”的强大部落。
据地自雄，由游牧到农耕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南诏首领皮罗阁借助唐朝的力量，先后消灭并击败了蒙、越析、浪穹、施浪、逵赕等五诏而被唐册封为“云南王”。之后，南诏势力不断发展没“耀以威武，择胜置城，裸形（今景颇族）不讨自来，祁鲜（山名）望风而至，”西境达缅甸掸人区域，东爨（今昭逼曲靖地区）悉归，步头（今元江）已成内境。就在南诏崛起，“诸爨豪乱”之际，“些么徒蛮” 之裔弥勒部经长期的征战，迁徙，终于在唐天宗年间夺得了现今弥勒境内大部分地区，从而开始由游牧部落向农耕部落转化的新时代。
南绍是乌蛮，东爨也是乌蛮，在族属和亲属关系上早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是很容易结合起来的“些么徒（摩祗，撒么都是同音异写）是南北朝以后从当地的叟、昆明族中分化出来，至唐朝形成的一支介乎乌蛮与白蛮之间的群体（尤中语）”。在《元史•地理》中，属“些么徒蛮”之裔的部落有：弥勒部、宁部（今华宁）、强宗部（今澄江北部与阳宗海南部）、步雄部（今江川县）等。汉时的律高县地，已早为东爨酋乌蛮”据，他们“结寨十八以自固，故名十八寨。”唐天宝年间，南诏打败爨氏，原居住在滇中地区的些幺徒蛮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徙到郭甸、、巴甸、布笼甸一带居住。从此，弥勒境内乌蛮、白蛮、东爨、西爨同居一地，共同为弥勒的开发和发展作贡献。这时的弥勒部，已经是一个且颈且牧且战的群体，许多山地已被开辟，农作物的品牌已多样化，牛耕马驮也很普遍，手工业也相继在弥阳、十八寨和竹朋地区发展起来，在开广（从文山至泸西）古驿道集市上，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渐频繁，弥阳、矣勒、竹园、十八寨的集市已日益活跃。就这样，一个强盛的弥勒部落出现在滇东南地区。
弥勒部、古输部参与石城的会盟。段氏与东方三十七部在石城的会盟，标志着云南历史上自南诏以来部落林立的军事威权时代的结束和封建领主制的开始，世居弥勒境内的弥勒部、吉输部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这之前，南诏王权几易其主，各种军事力量相互斗争，连年战患没完没了，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关系异常紧张就在这时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号召，联络三十七部举兵讨伐“残暴贪虐”的大义宁国王杨干贞，建立了大理国（公元937—1253）。大理统治者以讨灭杨干贞“使赖东方诸爨而对三十七部大行封赏，如封弥勒首领为部长，封吉输为酋长等。这些被封的彝族先民贵族，都是“世官世禄，管土管民”的大小封建领主。他们有固定的地区和统治下的彝民。这些领主在接受分封后，对其领地里的土地和农奴拥有所有权，但又对大理国有进贡和征调劳役、兵役的义务。至大理国后期，弥勒境内还先后出现裒恶部、部笼部、阿欲部。弥勒部是境内大部族，统辖吉输、裒恶、阿欲四部。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说：“三十七部作为地区名号，自大理前期之初至大理后期之末皆用之。然在三百余年中，部之兴废分合，其改变当以时而异，未必固定为三十七之数而习用三十七部总称爨地耳。”事实上在弥勒境内的郭甸、巴甸、部笼甸或弥勒部、吉输部、裒恶部、部笼部、阿欲部等其实都是地方民族自治组织。只不过其改变当以时而异罢了。历史上的这些部或甸都在今县境甸溪河一带。阿欲部即进县境西北，有山名阿欲，书载为“阿夷”或“阿育”，现为阿细彝族聚居的西山一带；吉输部即今吉山弥阳和县境西北半山区，史书记为“吉双”或“吉山”现境内尚有部分彝族自称自己为“吉输泼”这是境内保留古代部落自称的彝族支系，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被区分为彝族支白彝；部笼族即今东风、新哨、弥东、东山一带，境内有布龙、铺龙、普龙等古地名，布龙官家山土司遗址是部笼部的发祥地，其世袭土酋昂氏直到明成化时才被改土归流；裒恶部即今竹园、朋普、巡检一带，宋元明时为傣族摆夷人所据。他们沿甸溪河而居，自然形成部落群体。在世居境内的东爨乌蛮后裔——彝族黑彝人中，有一首古歌，唱出了从古至今彝族各支系的分布情况：“木勒阿细秋，博些阿车秋；古底博补摆衣秋，开开尼苏秋。”翻译成汉语，那就是弥勒这些地方是阿细泼开发定居之地；盘溪五山一带是阿哲泼开发定居的地方；竹园朋普这些地方是远古傣族摆衣人开发的；十八寨是彝族黑彝人开发定居之地。
弥勒部与自杞国。《元史•地理》栽，广西路“唐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后师宗、弥勒二部浸盛，蒙氏段氏莫能制。”乾隆《弥勒州志》说：“弥勒州，宋之弥勒部也，界临安之东，澄江之南，曲靖之西，开化之北，道痛交趾百粤。虽边鄙遐荒，鲜中原名胜，然其间甸水潆回，峨峰耸峙，汉夷村寨棋布星罗，绣陌云塍，址壤相错，亦足壮皇图而藩省会。”这里“川原壮阔，山水雄奇，北距圭岭，南阻巴盘，东有曲部之险，西有阿欲之雄，蛇花口、草泥关两山夹涧，壁削择天，真天险也。其东西南三面盘江围绕潆漩，势如襟带，临澄接壤，交广通衢，险阻完密，号金城焉。”在长达五百余年的弥勒部据地自雄间、师宗、弥勒二部如何浸盛”、“莫能制。”史志文献没有详细记载。但查史我们便可以知道，弥勒部是南诏之前的“些么徒蛮”后裔，而师宗部则是爨蛮后裔。最能说明弥勒、师宗二部“浸盛”、“莫能制”的事例，则是十二世纪中叶，些摩徒（即些么徒，撒马都）蛮彝族先民首领的势力发展壮大，首先统一了滇池东南地区，后将统治辖区扩张到包括今昆明以南玉溪地区的大部分，并向动发展到今广西边境，建立了一个属于封建领主制的地方民族自治政权——“自杞国”。于矢部也统一了南部地区，号称“罗殿国”。
自杞国是在大理政权陷入分裂衰退状态时建立的，弥勒、师宗二部是自杞国的主要成员。当时云南与南宋商贸交往十分密切，所市马以一千五百匹为定额，但大都超过数额，最多时突破三千匹，当然，也有少定额的。每匹价银三四十至六七十两不等。当时罗殿、自杞诸部之往还亦当密切。以市马为主，隋马而至的货物亦不少。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载：“蛮马之来，他货而至。蛮之所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贡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而贩回民间所需生产生活用品，其数量亦不在少数。”就这样，自杞国与南宋人民不期而会，”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会意相合，远隔江山万里多’之语（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气》）。在这些贸易活动中，罗殿、自杞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周去非《岭外代答》余道，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去宜州十五程尔中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玉海》卷194也说，“今之买马，多出于罗殿、自杞诸蛮。”
有专家考正：自杞即今昆明地区的彝族自称、子君、自杞、此摩、撒马等，现昆明官渡子君林亦即古代部落之遗存。弥勒境内的彝族阿细，也有部分自称自己为子君，可见，史书文献中的“子君”、“自杞”等，只是译音异写。在与南宋的商贸往来中，弥勒是自杞国的近亲，得到当然也就十分丰厚了。商贸线路四通八达开广驿道纵贯部境东南，北与路南驿道相连通省府，南与阿迷，建水相通，西与宁相接，东与泸西通。弥阳、矣勒（今新哨猴街）、竹园、十八寨、朋普等集镇先后涌现。大理和南宋商品大多从这些集镇流散到各地。南宋所买大理马，“择其粮赴三衙，余以赴江上诸军。”“以三百骑赐岳飞，二百骑赐张浚。见《宋史•兵志》）。可见，岳飞抗金，其战马有一部分买自大理，而自杞国的弥勒部，充当了买卖双方的中转人。
《元史•兀良合台传》是这样记录三十七部及自杞国的消亡的。“乙卯年(公元1255)攻不花合因（今曲靖）、阿合、阿因等城。”其中尤以曲靖保卫战最为激烈。” 兀良合台拔鄯阐，进军平乌蛮三十七部。”由于三十七部英勇不屈抵抗和滇东南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支撑，经过两年的浴血拼搏，蒙军以10万之军损失8万的惨痛代价，才征服了东方三十七部，随之大理国自杞国、大理国和罗殿国相继消亡。
据《元史•地理•广西路》条说，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弥勒、师宗”内附，隶落蒙（今石林）万户。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籍为军，立广西路。”同年，弥勒“为千户总把，领吉输、裒恶、步笼、阿欲四千户。至元二十七部，改为州。”从此，弥勒州取代弥勒部，弥勒各族人民又回到了统一的祖国大家庭。
纵观弥勒部五百余年历史，大凡云南省重大政治变革和军事活动，作为三十七部之一的弥勒部必然在其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段弥勒人应该引以骄傲和自豪的历史。
三、建州置县
公元1258年后，元统治者率兵统一云南后，为了使深入西南一隅的蒙古帝国的统治势力能够稳定下来，并进一步招降以“金齿白夷”为主的边境各民族，蒙古贵族们对于投降了的靠内地区的彝族和白族中的上层分子，不得不竭力的拉拢和利用。其办法是在原来白族和彝族封建领主和上层分子们各自统治的地域基础之上，设立万户府和千户、百户所，使这些贵族和上层分子门其领地的范围内，充当万户、千户、百户长。本来万户、千户、白户是蒙古军队的组织形式，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统一云南后，便将自己民族中的组织形式与白族彝族地区的情况结合起来，使白族彝族中的封建领主和各大部贵族为万户，小封建主或小部头则为千户、百户长。康熙《弥勒州志》也说，弥勒“元初隶落蒙万户府，至元中以本部（指弥勒部）为千户总把，领吉输、裒恶、步笼、阿欲四千户，属广西路。二十七年改为弥勒州。清代两朝州志所记，基本与《元史•地理》所记一致，说明弥勒部及其所统辖的吉输、裒恶、步笼、阿欲四部最先归附元朝统治者的五个部落。赛典赤到云南之后，撤消原来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军事性组织，改设路、府、州、县的过程中，仍然任命土著各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充当世袭的土官。这样，弥勒部族首领便被委任为弥勒土知州，执掌州事。从此，这种始创于元代，盛行于明代，相沿习用于清代的土司制度成了元明清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采用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但弥勒的土官制，则是始于元代，盛于明初，明中期即被裁撤，因此，弥勒地区的土司制度，主要以明初为典型。
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兵远征云南，在元王朝对云南统治的基础上推行土司制度和屯田制度，先后任用了弥勒的一大批土官土酋。弥勒的土知州普德，原是元代彝族土酋，他于1382年“率众内附，援土知州”。明王朝“遣行人十人赉诏往云南，谕其新附之民，使各民生业”（见《明太宗实录》卷151）。1386年，普德升迁广西府知府。两年后，普德与弥勒州土知州赤喜，“各遣人贡马”，朝廷“诏赐文绮、纱绽“（见《明太宗实录》卷190）。之后，朝贡之事不绝。查《土官底薄》广西府土知府昂氏条得知，从普德内附寻找知府到成化十七年昂贵以不法事革知府95年间（1386—1481年），先后有弥勒世袭土知府7任。从普德内附授知州到弘治六年（1382～1493年）改设流官，111年间先后有弥勒世袭土知州12任。自赤善赴京朝贡得到明王朝信任而“土官世袭自此开端”到清雍正八年（1730）土司“绝产”，历348年之久。然而，明代建立土司制度并大量设置土著土官，并不是真正想在封建政治体系中另创一种新制度，只是迫于客观实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统治手段。由于地方彝族酋长都有长久的统治根基，明王朝若不借重土酋是不可能的直接统治地方，所以才不得不设置地方土官土司，但这又与统治帝王大一统的细心相抵触，更何况，地方势力壮大，对中央王朝是一个大的威胁，在200多年间的明王朝统治期间，只要一有机会和条件，明王朝就削弱土官力量，实施改土归流。如“龙会故绝•设流”，龙会是明代弥勒州第四任土知州，因绝嗣而设流。昂贵成化中“以冠带置弥勒，住州治东，食其地”（见《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是降级改流和乘土官有罪而削弱土官力量的典型事例。《明史•土司传》说：“成化十七年（1481），土知府昂贵有罪，革其职业，安置弥勒州，乃设流官。”经查《土官底薄》、乾隆《广西府志》等得知，昂贵的所谓不法者有三：一是因世袭职毒死亲属、毒杀婶母；二是抄虏家财人口；三是劫财害命四五起。告发昂贵的人。却是土照磨赵通之子赵琮和吉双乡千夫长适那，他们代表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借题向以土知府为代表的保守领主发难。因而废除土官，既保障了土地属地主私有，又使“民大便、土人安“，明统治者又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在这个时候，倒霉的有数土知府昂贵了。
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改设云南维摩（今邱北）、弥勒二土官知州为流官知州。以土官知州元后，土民愿得流官抚治故也“（见《明孝宗实录》卷82）。这是继广西府改土归流后进一步实施的设流举措。弥勒地区的土司农奴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反抗这种改革的斗争也更加频繁。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秋，“弥勒州草寇阿十等猖獗”，被总镇沐昂平定；正德七年十八寨彝族首领接受云南巡抚洪远安抚，暗中却与宁州土官禄世爵联盟，“常聚数千之众，寇掠四境累岁不安。”官军“每议剿之竟为迄功”，“或攻之不下，或遇埋伏而无功还。”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云南巡抚何孟春、巡抚陈察分别从陆凉（今陆良）、临安一路由陈察率领，征调元江象马军，经开远、渡盘江，由朋普攻入。二路大军压境，并有弥勒州兵助战，但十八寨彝族首领阿寺阿勿率领民众顽强抵抗，何孟春在《平十八寨》一诗的序中是这样说的“是寨在巴盘间，为盗薮泽，累岁不平。” 阿寺阿勿“亦广有徒，寨以为居住，洞以为逋，”他们据险设伏以自固，战斗中又以“弓矛鞍马为生务，山顶一啸即千群，纵横上下凭鹜。”但是，终因众寡悬殊，阿寺阿勿不得不由虹溪坝区扎营山一带退据五山营盘山一带抵抗，这主要是陈察的象马军对阿寺阿勿杀伤力太大。”沅江象马动起来，土汉师徒塞衢路，金戈铁甲漫岩崖，毡筏堠囊立壑措，矢石凌空如下雨，砲裂十泥沸江水”（见陈察《平十八寨》）。《云南通志•何孟春传》记下这血淋淋的一幕：“十八寨逆首负险劫掠，公（指何孟春）不得已奏讨。及至其寨，荡然无一贼可诛，一时官军倖功，复请搜山，邃以樵苏之人，充首级报功。”何纵容官军以杀樵夫首级充数，其穷凶恶极可见一斑。这年秋，阿寺阿勿在官兵的强大打击下，便“以石徼福”，又见“白蟒自寨中出”，都以为不祥之兆”，“息相号哭“，军心开始动摇。8月，首领阿勿战死阵前，阿寺等一千七百余人被俘。“云南十八寨夷贼阿寺等83名被押解省城斩”（见《明世宗实录》卷9）。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八寨汉明事件” 。战争结束后，何孟春、陈察分别班师火木龙和元诏寺，并勒石志气功。次年，平十八寨有功官军皆得封赏，何孟春升俸一级并荫子侄一人为百户，陈察等一干文武官员各升俸一级。是年底，开设云南十八寨守御千户所，留征战部队陆凉后所五军屯镇守御，实行军屯制，置十八指挥（其姓氏有碑记：姜张褚马、耿杜刘唐、焦葛袁宣、陶胡简任、隋王等十八姓指挥）。时有旗军五百名，操备三百明。至嘉靖时增加舍丁210人，军余1283人，随军家属渐次多了起来。直到清顺治十五年十二月（1658），十八指挥荫袭制才被废行。明王朝先后在洲境内设置了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铺关情等四十多处。据《弥勒州志》载，这些关哨是：一、归化铺、鸡街铺（州西三十里）、大宁铺（十八寨）、拖果铺（十八寨）、山黑口铺（十八寨）、所前铺（十八寨）；二、控沼关（在城西南二百二十里，通临安路南，旧设巡检）、草泥关（在城北五十里，旧设巡检）；三、弥东哨（在城东一里）、白马桥哨（在城东十里）、那勒哨（在城东十五里）、宁吾哨（在城东二十里）、干沟哨（在城东二十五里）、红山哨（在城东三十里）、番客哨（在城东四十五里，通广西府路）、弥南在（在城南二里）、菜子哨（在城南六里）、横水塘哨（在城南十里）、清水塘哨（在城南二十里）、乱石坡哨（在城南二十五里）、新哨（在城南四十里）、习干哨（在城南五十里）、中哨（在城南五十里）、小龙潭哨（在城南六十五里）、普冲哨（在城南七十里）、杉松哨（在城南一百三十里）、降什哨（在城南一百五是十里）、三界哨（在城南二百里，即岔哨•通阿迷路）、摆头耳哨（在城西南六十里）、大宁哨（在城西南七十里）、拖果哨（在城西南八十里）、法果哨（在城西南一百里）、言者龙哨（在城西南一百二十南里）、黑石山哨（在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清水塘哨（在城西南一百四十里）、平鼓哨（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里）额白冲哨（在城西南一百六十里）、弥西哨（在城西五里）、黑桥哨（在城西十里）、阿鸡哨（在城西十五里）、普安哨（在城西二十里）、勇烈哨（在城西五十里）、永宁哨（在城西五十五里）、阿当哨（在城北五里）、弥北哨（在城北十里）、蛇跨哨（在城北二十五里，即蛇花口哨）、布完果哨（在城北三十里）、设都哨（在城北三十五里）、法矣哨（在城北三十八里）、蚂蚁哨（在城北四十里，通路南路）。由于大批中原人氏在这之前和之后大量迁入，弥勒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迅速得到传播，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手工业、商业也随之发展。“是以人物秀灵，孝子、名臣、义士、节妇后先接踵，茅檐篰屋之间，无不蒸蒸向上”（见《弥勒州志•序》）。
明末清初，弥勒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战乱频仍。先是明崇祯四年（1631）开远土酋普名声率土兵攻弥勒州城，官兵万余不战而逃。普率众入城，大肆抢掳，学校民房焚毁殆尽。崇祯七年，广西府知府张继孟在朋普息宰皈依寺招抚普名声。张写诗一首纪其事：“天南妄自现搀枪，徽慧焉能对大明。一纸不烦诸葛阵，片言何事亚夫营。昔凭嶺柱削烽燧，今借河涛洗甲兵。息宰从兹千载后，令人传是受降城。”后是清顺治四年（1647），大西军与滇南土司的一场争斗。斯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军惨遭失败，张献忠残余部队所组成的大西军，打着拥明抗清旗号转战西南。孙可望、李定国等以救沐为名，乘机向云南进军。是年4月，大西军在今弥勒大麦地击败沙定洲土兵，本州州官刘国玉等降，新委知州章祖钦进行招安。未几，土酋李龙所领兵攻州城、守备、千总苦守，食糟饼、茹牛皮，枵腹拒敌。后靖虏二营兵至才解围。第二年，孙可望据省城、沙定洲、万氏（普名声妻）率众退守泥革龙。七月，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围攻，至十一月攻占泥革龙，众酋万余皆被擒，沙定洲等解至省城剥皮示众。滇南土患始除。
清乾隆十七年（1752），增设弥勒州竹园村巡检。乾隆三十五年（1770）降广西府为直隶州，降弥勒州为弥勒县。这样从元至元二十七年至清乾隆三十五年建县迄今232年。光绪十七年（1891）富商王炽倡议改十八寨为虹溪获省府批准。民国元年（1912）设虹溪、竹园两分县，废伍官，置厅长。民国二十一年，撤消竹园、虹溪分县佐。1950年1月，弥勒划属宜良专区。1950年底，成立弥勒县彝族自治区，次年7月划属蒙自专区改称弥勒彝族自治县。1957年11月撤消蒙自专区，成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归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而不加“彝族自治”之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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